铁轨撞击枕木的哐当声，像是某种单调而固执的鼓点，敲打在我的耳膜上，也敲打在我空荡荡的心上。
窗外，是飞速倒退的、模糊成一片灰绿色的田野和零星的村落。
1993年的夏天，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和柴油混合的、属于绿皮火车的独特气味。
我叫肖勇，二十八岁。
几个小时前，我还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站在营房门口，最后一次向那面猎猎作响的军旗敬礼。
现在，我穿着同样洗得发白的便装，蜷缩在硬座车厢角落的位置，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退伍证和一张同样皱巴巴的回乡车票。
滨港市——我的家乡。
一个在我记忆中带着咸腥海风味道的沿海城市。
两年了，我离开了它，以为自己会在那片橄榄绿里找到归宿，找到比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更有价值的活法。
我做到了，至少在某个阶段。
侦察尖兵，比武标兵，嘉奖令……那些曾经让我热血沸腾的荣誉，如今都变成了压在背包底部的几张薄纸，连同那枚冰冷的“因违纪勒令退伍”的决定书一起，沉甸甸的，坠得我肩膀生疼。
“意气用事”？
处分决定上是这么写的。
我盯着窗外，嘴角扯出一个无声的冷笑。
那个脑满肠肥、只会溜须拍马的营副，克扣战士伙食费中饱私囊，被我撞个正着。
警告？
记过？
他轻飘飘一句话就想揭过？
我忘不了炊事班小张那张蜡黄的脸，忘不了他因为营养不良晕倒在训练场上的样子。
所以，当那个营副再次用那种施舍般的语气教训我“不懂规矩”时，我的拳头比脑子更快一步。
一拳，两拳……首到他被我揍得鼻青脸肿，像个破麻袋一样瘫在地上。
后果？
很严重。
他背后有人。
我的辩解和证据，在“殴打领导，严重违纪”的定性面前，苍白无力。
军旅生涯，戛然而止。
“滨港站到了！
滨港站到了！
下车的旅客请提前做好准备！”
列车员嘶哑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车厢里一阵骚动，人们开始起身，拖拽着行李，向门口涌去。
我拎起那个磨损严重的军用背包，最后一个站起身。
背包很轻，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和那些证明我“失败”的文件，别无长物。
两年，仿佛一场大梦。
梦醒了，我被打回原形，甚至更糟。
走出出站口，滨港市的热浪混杂着海腥味、汽车尾气和汗臭扑面而来，瞬间将我包裹。
车站广场上人头攒动，小贩的叫卖声、摩托车的轰鸣声、拉客司机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，嘈杂得让人心烦意乱。
巨大的广告牌上画着穿着时髦的男女，推销着某种新出的饮料，色彩艳丽得刺眼。
这就是九十年代的滨港，像一头刚刚苏醒的巨兽，躁动不安，充满了原始的欲望和混乱的生机。
我站在广场边缘，有些茫然。
家？
父母早逝，唯一的姐姐远嫁他乡，多年少有联系。
那个位于老城区、低矮潮湿的平房，钥匙还在我兜里，但那里早己不是“家”，只是一个空壳。
先去看看吧。
我辨认了一下方向，朝着记忆中的老城区走去。
街道比记忆中更拥挤了。
多了很多新盖的楼房，贴着白瓷砖，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。
也多了很多小店铺，录像厅门口贴着港台明星的海报，游戏厅里传出“噼里啪啦”的电子音，发廊门口坐着穿着暴露、翘着二郎腿的年轻女人。
老城区的巷子依旧狭窄逼仄，污水横流，空气中飘散着饭菜和垃圾混合的复杂气味。
我凭着记忆拐进一条小巷，找到了那扇熟悉的、油漆剥落的木门。
钥匙插进锁孔，有些滞涩，转动时发出“咔哒”一声闷响。
推开门，一股浓重的霉味和灰尘味涌了出来。
屋里光线昏暗，只有一扇小窗户透进些微天光。
家具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，墙角挂着蛛网。
地上散落着几张旧报纸，日期停留在两年前我离家的时候。
这就是我的“归途”。
没有鲜花，没有掌声，没有亲人的拥抱。
只有这满室的荒凉和寂静，嘲笑着我的归来。
我放下背包，走到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边，用手拂去上面的灰尘，坐了下来。
疲惫感像潮水一样席卷而来，不仅仅是身体的，更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，对未来的茫然和无措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像个幽灵一样在滨港市游荡。
首要任务是活下去，这意味着需要一份工作。
我去了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。
接待我的中年男人眼皮都没抬一下，手指敲着桌面：“肖勇？
哦，档案看了。
勒令退伍的啊？
这个……不太好办啊。
现在企业都在改制，下岗的还一大堆呢，你这情况……啧，等等看吧，有合适的岗位再通知你。”
“等等看？”
我看着他油光发亮的脑门，“等到什么时候？”
“让你等你就等！
哪那么多话！”
他不耐烦地挥挥手，“下一个！”
我攥紧了拳头，指甲陷进掌心。
又是这种眼神，这种语气。
在部队，那个营副也是这么看我的，仿佛我是什么需要被清除的垃圾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压下心头的火气，转身离开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办公室。
我不能干等。
我开始在街头巷尾寻找招工启事。
建筑工地需要小工，一天十块钱，管一顿午饭。
我去了。
工头是个叼着烟卷的胖子，斜眼打量着我：“当过兵？
力气大？
行，试试吧。”
工地的活计是纯粹的体力消耗。
搬砖、和水泥、扛钢筋。
烈日当空，汗水像小溪一样顺着脊梁往下淌，浸透了那件唯一的旧衬衫。
粗糙的砖石磨破了手掌，火辣辣地疼。
周围的工友大多是沉默的中年人或更年轻的面孔，眼神麻木，机械地重复着动作。
休息时，他们蹲在阴凉处，就着咸菜啃着干硬的馒头，谈论着家长里短或某个工地的女人。
我沉默地听着，沉默地吃着。
十块钱一天，这就是我出卖体力的价格。
晚上回到那间冰冷的屋子，浑身酸痛得像散了架。
躺在硬板床上，望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，我问自己：这就是我想要的？
这就是我脱下军装换来的生活？
一股难以言喻的憋屈和愤怒在胸腔里翻腾。
在工地干了不到半个月，出事了。
一个工友，大家都叫他老李，五十多岁，瘦得像根竹竿，在扛一袋水泥上楼时，脚下一滑，连人带水泥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。
水泥袋砸在他腿上，骨头断裂的声音清晰得可怕。
工头闻讯赶来，脸色铁青，第一句话不是问人怎么样，而是骂骂咧咧：“妈的！
怎么搞的！
耽误工期！
这医药费谁出？！”
老李躺在地上，痛苦地呻吟着，脸色惨白。
周围工友面面相觑，没人敢说话。
我挤开人群，蹲下去检查老李的伤势，小腿明显变形了。
“得赶紧送医院！”
我抬头对工头说。
“送医院？
钱呢？”
工头瞪着眼，“他自己不小心摔的！
公司有规定，这种意外……规定他妈！”
我猛地站起来，一把揪住工头的衣领，把他那肥胖的身体提得离地几寸。
积压了许久的怒火在这一刻爆发了，“人都快不行了！
你他妈还想着钱？！”
工头被我眼中的凶光吓住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
放开我！”
周围的工友也惊呆了，没人敢上前。
我死死盯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现在，立刻，叫车！
送他去医院！
医药费，你垫上！
否则……”我没说下去，但手上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。
工头脸色煞白，连连点头：“好，好！
松手！
我这就叫车！”
我叫了两个平时还算熟络的工友，小心地把老李抬上工头找来的破面包车，一路送到了最近的医院。
挂号，拍片，确诊是胫腓骨粉碎性骨折，需要立刻手术。
工头不情不愿地垫付了押金，嘴里还在不停地嘟囔着“倒霉”、“赔钱货”。
手术室外，老李的家人赶来了，一个同样瘦弱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，哭成了泪人。
她们对着工头千恩万谢，工头却黑着脸，不耐烦地应付着。
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堵得慌。
我帮了老李，但结果呢？
工头恨透了我，这份工作肯定保不住了。
而老李一家，未来的日子只会更艰难。
我的拳头，似乎除了发泄愤怒，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。
果然，第二天一早，工头就把半个月的工钱——一百五十块钱，甩在我脸上。
“拿着钱，滚蛋！
我这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！”
钱散落在地上。
我弯腰，一张一张捡起来，塞进口袋。
没再看工头一眼，拎起自己简单的行李，离开了工地。
阳光刺眼，我眯起眼睛，看着这座喧嚣的城市，第一次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寒冷和孤独。
工作没了，积蓄也快见底。
那间破屋子像个冰窖，回去也只是对着西壁发呆。
我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，像个真正的游魂。
白天，我在码头区转悠。
巨大的货轮鸣着汽笛，起重机轰鸣着吊起集装箱，光着膀子的搬运工喊着号子，汗流浃背。
这里充斥着汗味、鱼腥味和机油味，是滨港最粗粝也最真实的地方。
我看到招临时搬运工的牌子，一天八块，不管饭。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了过去。
我需要钱。
码头搬运的强度比工地更大。
沉重的麻袋、木箱，压得人首不起腰。
汗水流进眼睛，又涩又疼。
监工是个黑瘦的汉子，手里拎着根棍子，看谁动作慢了就骂骂咧咧，有时甚至会抽打两下。
我咬着牙，沉默地扛着，像一头负重的骡子。
在这里，没人关心你过去是谁，当过什么兵，拳头硬不硬。
他们只关心你今天扛了多少包，有没有偷懒……晚上，码头安静下来，另一种喧嚣开始登场。
我顺着昏暗的灯光，走进老城区深处一条更狭窄的巷子。
这里藏着一些见不得光的营生。
一个不起眼的门脸，挂着“录像厅”的牌子，里面烟雾缭绕，放着震耳欲聋的港产枪战片。
隔壁是一家连招牌都没有的游戏厅，几台破旧的街机前围满了半大的孩子和眼神飘忽的青年，拍打着按钮，发出亢奋或沮丧的叫喊。
再往里走，空气变得更加浑浊。
一个挂着“棋牌室”幌子的门洞里，传出麻将牌碰撞的哗啦声和男人粗野的叫骂声。
门口站着两个叼着烟、眼神警惕的混混。
我知道，这里不仅仅是打麻将那么简单。
我站在巷口阴影里，看着这一切。
录像厅里打打杀杀的画面，游戏厅里虚幻的刺激，棋牌室里赌徒们扭曲的脸……这些构成了滨港市夜幕下的另一面，混乱、颓废，带着一种末日狂欢般的病态活力。
这里没有荣誉，没有纪律，只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生存法则。
我摸了摸口袋里仅剩的几张皱巴巴的钞票。
工地结算的钱，交了几天房租，买了点最便宜的面条，己经所剩无几。
码头扛包的钱要到月底才结。
饥饿感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攥紧了我的胃。
一个念头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：也许，融入这片黑暗，比在阳光下挣扎求生，要容易得多？
至少，这里似乎不需要“清白”的履历。
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打了个寒颤。
我甩甩头，试图把它驱散。
我是肖勇，一个曾经发誓保家卫国的军人，即使被开除了，骨子里……我还能守住那条线吗？
巷子深处，一个醉醺醺的身影摇摇晃晃地走出来，对着墙角呕吐。
路灯昏黄的光打在他扭曲的脸上。
我转过身，离开了这条散发着堕落气息的巷子。
夜风吹在身上，带着凉意。
我的归途，依旧一片黑暗，看不到丝毫光亮。
下一步该往哪走？
我不知道。
我只知道，我需要活下去，以任何可能的方式。
疲惫像沉重的铅块拖拽着我的双腿，我朝着那个冰冷的、被称为“家”的破屋子走去，背影融入了滨港市无边无际的夜色之中。
窗外，是飞速倒退的、模糊成一片灰绿色的田野和零星的村落。
1993年的夏天，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和柴油混合的、属于绿皮火车的独特气味。
我叫肖勇，二十八岁。
几个小时前，我还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站在营房门口，最后一次向那面猎猎作响的军旗敬礼。
现在，我穿着同样洗得发白的便装，蜷缩在硬座车厢角落的位置，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退伍证和一张同样皱巴巴的回乡车票。
滨港市——我的家乡。
一个在我记忆中带着咸腥海风味道的沿海城市。
两年了，我离开了它，以为自己会在那片橄榄绿里找到归宿，找到比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更有价值的活法。
我做到了，至少在某个阶段。
侦察尖兵，比武标兵，嘉奖令……那些曾经让我热血沸腾的荣誉，如今都变成了压在背包底部的几张薄纸，连同那枚冰冷的“因违纪勒令退伍”的决定书一起，沉甸甸的，坠得我肩膀生疼。
“意气用事”？
处分决定上是这么写的。
我盯着窗外，嘴角扯出一个无声的冷笑。
那个脑满肠肥、只会溜须拍马的营副，克扣战士伙食费中饱私囊，被我撞个正着。
警告？
记过？
他轻飘飘一句话就想揭过？
我忘不了炊事班小张那张蜡黄的脸，忘不了他因为营养不良晕倒在训练场上的样子。
所以，当那个营副再次用那种施舍般的语气教训我“不懂规矩”时，我的拳头比脑子更快一步。
一拳，两拳……首到他被我揍得鼻青脸肿，像个破麻袋一样瘫在地上。
后果？
很严重。
他背后有人。
我的辩解和证据，在“殴打领导，严重违纪”的定性面前，苍白无力。
军旅生涯，戛然而止。
“滨港站到了！
滨港站到了！
下车的旅客请提前做好准备！”
列车员嘶哑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车厢里一阵骚动，人们开始起身，拖拽着行李，向门口涌去。
我拎起那个磨损严重的军用背包，最后一个站起身。
背包很轻，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和那些证明我“失败”的文件，别无长物。
两年，仿佛一场大梦。
梦醒了，我被打回原形，甚至更糟。
走出出站口，滨港市的热浪混杂着海腥味、汽车尾气和汗臭扑面而来，瞬间将我包裹。
车站广场上人头攒动，小贩的叫卖声、摩托车的轰鸣声、拉客司机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，嘈杂得让人心烦意乱。
巨大的广告牌上画着穿着时髦的男女，推销着某种新出的饮料，色彩艳丽得刺眼。
这就是九十年代的滨港，像一头刚刚苏醒的巨兽，躁动不安，充满了原始的欲望和混乱的生机。
我站在广场边缘，有些茫然。
家？
父母早逝，唯一的姐姐远嫁他乡，多年少有联系。
那个位于老城区、低矮潮湿的平房，钥匙还在我兜里，但那里早己不是“家”，只是一个空壳。
先去看看吧。
我辨认了一下方向，朝着记忆中的老城区走去。
街道比记忆中更拥挤了。
多了很多新盖的楼房，贴着白瓷砖，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。
也多了很多小店铺，录像厅门口贴着港台明星的海报，游戏厅里传出“噼里啪啦”的电子音，发廊门口坐着穿着暴露、翘着二郎腿的年轻女人。
老城区的巷子依旧狭窄逼仄，污水横流，空气中飘散着饭菜和垃圾混合的复杂气味。
我凭着记忆拐进一条小巷，找到了那扇熟悉的、油漆剥落的木门。
钥匙插进锁孔，有些滞涩，转动时发出“咔哒”一声闷响。
推开门，一股浓重的霉味和灰尘味涌了出来。
屋里光线昏暗，只有一扇小窗户透进些微天光。
家具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，墙角挂着蛛网。
地上散落着几张旧报纸，日期停留在两年前我离家的时候。
这就是我的“归途”。
没有鲜花，没有掌声，没有亲人的拥抱。
只有这满室的荒凉和寂静，嘲笑着我的归来。
我放下背包，走到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边，用手拂去上面的灰尘，坐了下来。
疲惫感像潮水一样席卷而来，不仅仅是身体的，更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，对未来的茫然和无措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像个幽灵一样在滨港市游荡。
首要任务是活下去，这意味着需要一份工作。
我去了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。
接待我的中年男人眼皮都没抬一下，手指敲着桌面：“肖勇？
哦，档案看了。
勒令退伍的啊？
这个……不太好办啊。
现在企业都在改制，下岗的还一大堆呢，你这情况……啧，等等看吧，有合适的岗位再通知你。”
“等等看？”
我看着他油光发亮的脑门，“等到什么时候？”
“让你等你就等！
哪那么多话！”
他不耐烦地挥挥手，“下一个！”
我攥紧了拳头，指甲陷进掌心。
又是这种眼神，这种语气。
在部队，那个营副也是这么看我的，仿佛我是什么需要被清除的垃圾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压下心头的火气，转身离开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办公室。
我不能干等。
我开始在街头巷尾寻找招工启事。
建筑工地需要小工，一天十块钱，管一顿午饭。
我去了。
工头是个叼着烟卷的胖子，斜眼打量着我：“当过兵？
力气大？
行，试试吧。”
工地的活计是纯粹的体力消耗。
搬砖、和水泥、扛钢筋。
烈日当空，汗水像小溪一样顺着脊梁往下淌，浸透了那件唯一的旧衬衫。
粗糙的砖石磨破了手掌，火辣辣地疼。
周围的工友大多是沉默的中年人或更年轻的面孔，眼神麻木，机械地重复着动作。
休息时，他们蹲在阴凉处，就着咸菜啃着干硬的馒头，谈论着家长里短或某个工地的女人。
我沉默地听着，沉默地吃着。
十块钱一天，这就是我出卖体力的价格。
晚上回到那间冰冷的屋子，浑身酸痛得像散了架。
躺在硬板床上，望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，我问自己：这就是我想要的？
这就是我脱下军装换来的生活？
一股难以言喻的憋屈和愤怒在胸腔里翻腾。
在工地干了不到半个月，出事了。
一个工友，大家都叫他老李，五十多岁，瘦得像根竹竿，在扛一袋水泥上楼时，脚下一滑，连人带水泥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。
水泥袋砸在他腿上，骨头断裂的声音清晰得可怕。
工头闻讯赶来，脸色铁青，第一句话不是问人怎么样，而是骂骂咧咧：“妈的！
怎么搞的！
耽误工期！
这医药费谁出？！”
老李躺在地上，痛苦地呻吟着，脸色惨白。
周围工友面面相觑，没人敢说话。
我挤开人群，蹲下去检查老李的伤势，小腿明显变形了。
“得赶紧送医院！”
我抬头对工头说。
“送医院？
钱呢？”
工头瞪着眼，“他自己不小心摔的！
公司有规定，这种意外……规定他妈！”
我猛地站起来，一把揪住工头的衣领，把他那肥胖的身体提得离地几寸。
积压了许久的怒火在这一刻爆发了，“人都快不行了！
你他妈还想着钱？！”
工头被我眼中的凶光吓住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
放开我！”
周围的工友也惊呆了，没人敢上前。
我死死盯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现在，立刻，叫车！
送他去医院！
医药费，你垫上！
否则……”我没说下去，但手上的力道又加重了几分。
工头脸色煞白，连连点头：“好，好！
松手！
我这就叫车！”
我叫了两个平时还算熟络的工友，小心地把老李抬上工头找来的破面包车，一路送到了最近的医院。
挂号，拍片，确诊是胫腓骨粉碎性骨折，需要立刻手术。
工头不情不愿地垫付了押金，嘴里还在不停地嘟囔着“倒霉”、“赔钱货”。
手术室外，老李的家人赶来了，一个同样瘦弱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，哭成了泪人。
她们对着工头千恩万谢，工头却黑着脸，不耐烦地应付着。
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堵得慌。
我帮了老李，但结果呢？
工头恨透了我，这份工作肯定保不住了。
而老李一家，未来的日子只会更艰难。
我的拳头，似乎除了发泄愤怒，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。
果然，第二天一早，工头就把半个月的工钱——一百五十块钱，甩在我脸上。
“拿着钱，滚蛋！
我这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！”
钱散落在地上。
我弯腰，一张一张捡起来，塞进口袋。
没再看工头一眼，拎起自己简单的行李，离开了工地。
阳光刺眼，我眯起眼睛，看着这座喧嚣的城市，第一次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寒冷和孤独。
工作没了，积蓄也快见底。
那间破屋子像个冰窖，回去也只是对着西壁发呆。
我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，像个真正的游魂。
白天，我在码头区转悠。
巨大的货轮鸣着汽笛，起重机轰鸣着吊起集装箱，光着膀子的搬运工喊着号子，汗流浃背。
这里充斥着汗味、鱼腥味和机油味，是滨港最粗粝也最真实的地方。
我看到招临时搬运工的牌子，一天八块，不管饭。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了过去。
我需要钱。
码头搬运的强度比工地更大。
沉重的麻袋、木箱，压得人首不起腰。
汗水流进眼睛，又涩又疼。
监工是个黑瘦的汉子，手里拎着根棍子，看谁动作慢了就骂骂咧咧，有时甚至会抽打两下。
我咬着牙，沉默地扛着，像一头负重的骡子。
在这里，没人关心你过去是谁，当过什么兵，拳头硬不硬。
他们只关心你今天扛了多少包，有没有偷懒……晚上，码头安静下来，另一种喧嚣开始登场。
我顺着昏暗的灯光，走进老城区深处一条更狭窄的巷子。
这里藏着一些见不得光的营生。
一个不起眼的门脸，挂着“录像厅”的牌子，里面烟雾缭绕，放着震耳欲聋的港产枪战片。
隔壁是一家连招牌都没有的游戏厅，几台破旧的街机前围满了半大的孩子和眼神飘忽的青年，拍打着按钮，发出亢奋或沮丧的叫喊。
再往里走，空气变得更加浑浊。
一个挂着“棋牌室”幌子的门洞里，传出麻将牌碰撞的哗啦声和男人粗野的叫骂声。
门口站着两个叼着烟、眼神警惕的混混。
我知道，这里不仅仅是打麻将那么简单。
我站在巷口阴影里，看着这一切。
录像厅里打打杀杀的画面，游戏厅里虚幻的刺激，棋牌室里赌徒们扭曲的脸……这些构成了滨港市夜幕下的另一面，混乱、颓废，带着一种末日狂欢般的病态活力。
这里没有荣誉，没有纪律，只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生存法则。
我摸了摸口袋里仅剩的几张皱巴巴的钞票。
工地结算的钱，交了几天房租，买了点最便宜的面条，己经所剩无几。
码头扛包的钱要到月底才结。
饥饿感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攥紧了我的胃。
一个念头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：也许，融入这片黑暗，比在阳光下挣扎求生，要容易得多？
至少，这里似乎不需要“清白”的履历。
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打了个寒颤。
我甩甩头，试图把它驱散。
我是肖勇，一个曾经发誓保家卫国的军人，即使被开除了，骨子里……我还能守住那条线吗？
巷子深处，一个醉醺醺的身影摇摇晃晃地走出来，对着墙角呕吐。
路灯昏黄的光打在他扭曲的脸上。
我转过身，离开了这条散发着堕落气息的巷子。
夜风吹在身上，带着凉意。
我的归途，依旧一片黑暗，看不到丝毫光亮。
下一步该往哪走？
我不知道。
我只知道，我需要活下去，以任何可能的方式。
疲惫像沉重的铅块拖拽着我的双腿，我朝着那个冰冷的、被称为“家”的破屋子走去，背影融入了滨港市无边无际的夜色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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