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块钱一斤的厂家收购价，我给村里开三块，自认问心无愧。
可村长王富贵眯着眼盘算我吃了多少回扣，他女儿王丽娜更是用鲜红的指甲油，在我回馈乡里的热忱上，划下一道道阴险的算计。
他们父女联手，步步紧逼。
先是百般刁难，阻我收购；再是弄坏我的秤，暗中掺假，让我在乡亲面前信誉扫地。
当我忍下三块钱一斤的“回扣”后，村长竟又索要两块钱“打点费”。这意味着我每卖一斤果，要倒贴五块！
那一刻我才惊觉，这不是贪心，这是一个要吸干我血肉的局。
当我带着证据与王富贵对质，他竟能用“丽娜还是个孩子”来为调包注水的罪行开脱。
心寒之下，我转而与邻村合作。
消息传回，王富贵气急败坏地威胁：“别忘了你家的根还在村里！”
最终，我递出的举报信让王富贵丢了乌纱帽，也让凯里村的百香果烂在了地里。
我叫李强，凯里村飞出的“金凤凰”。这称呼是村里人封的，带着点羡慕，也带着点距离感。毕竟，我是村里第一个考上省城重点大学，又在大公司里做过事的“能人”。父母总以此自豪，说我给村里长了脸。可如今，我坐在前往邻村张家沟的货车上，连方向盘都不想往生我养我的凯里村那边打。一切，都得从三个月前说起。
那时我刚辞掉工作，在省城的生鲜电商领域创业，正是踌躇满志，觉得天下没有难事的时候。一个闷热的傍晚，父亲打来电话，背景音里还能听到狗叫和邻居的吆喝，声音里是掩不住的愁苦。
“强子，今年果子大丰收，漫山遍野都是，品相也好。可来的收购商，心比煤黑，把价往死里压，最高只出到三块五一斤。你是没看见，你王叔、李伯他们，守着那么好的果子，眼睛都快愁瞎了。辛辛苦苦一年，就指望这点收成。你在省城见多识广，认识的人多，能不能……想想办法，帮乡亲们找条出路？”
电话这头，我几乎能穿透信号，看到父亲拧成疙瘩的眉头，看到乡亲们望着那片紫红色果实时的无助。血脉里某种东西被触动了。凯里村的水土养了我十几年，这或许是我回报的时候。
我立刻动用了创业积攒的所有人脉，电话打到发烫，微信聊到深夜。几天后，终于和省城一家高端连锁超市达成了初步协议。对方的采购经理是我前同事，给了个友情价：八块钱一斤，但条件苛刻：果径必须超过六厘米，表皮光滑，无疤痕、无病虫害，成熟度恰到好处。这标准，在村里以往的收购里，是想都不敢想的。
但我算了一笔账：哪怕剔除掉近三成的损耗和高昂的冷链运输成本，我以三块钱一斤的价格从村里收购，也几乎是不赚钱的。可这不重要，我当时想，能为乡亲们解决燃眉之急，把这么好的百香果卖出应有的价钱，就算白干一场，也值了。那种即将衣锦还乡、造福乡梓的豪情，淹没了一切理性的计算。
我兴冲冲地回到凯里村，连家都没顾上回，第一时间就去了村委会，找村长王富贵。王村长是我们村的“土皇帝”，当了十几年村长，威望高，也精明。他家那栋村里最气派的三层小楼，就是明证。
村委会里烟雾缭绕，王村长正和几个村干部打牌。听我说明来意，特别是听到“八块钱一斤”时，他捏着牌的手顿了一下，眼睛猛地一亮，随即又习惯性地眯起来，吐了个烟圈。
“八块？”他拖长了音调，打量着我这身与村里格格不入的衬衫西裤，“强子，有出息啊！现在市场价顶破天也就五块，你这一转手，中间……呵呵，能赚不少吧？”
我压下心里那点不舒服，笑着解释：“王叔，超市那边是看朋友面子。我给咱村的价格是三块一斤，运费、包装、损耗，都算我的。不图赚钱，就当给乡亲们办点实事。”
“哦？三块？”王村长把牌一丢，站起身，重重拍我的肩膀，脸上堆满了笑，“好小子！我就说没看错人，有出息不忘本！咱们凯里村就缺你这样的年轻人！这事包在我身上，肯定给你办得妥妥的！”
他当场大喇叭通知，让各家各户准备一下，明天就开始按新标准摘果，第一批先紧着品相好的来。看着他那股热乎劲，我心头一暖，觉得这事成了大半，之前那点疑虑也烟消云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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