距离行刑还有两个小时，我走进监舍，给那名死刑犯做临刑前的心理疏导。
死刑犯说: 马上我就要被枪毙了，一切都将尘埃落定，这样的结局可真没意思。但我还想再挣扎一下——怎样才能扭转这种无聊的结局呢?
不如给你讲个故事吧，陆医生?
他意味不明的笑容令我不寒而栗。最后两小时，难道他还想翻案不成?
1
2005 年大学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西南山区一所男子监狱的教改科，成为了一名心理辅导老师。日常工作就是给服刑人员进行心理教育，帮助他们矫治不良心理，以便更好地参与改造。
有一个叫陈渊的犯人，原本不是我的重点关注对象。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，已经服刑一年多了；表现中规中矩，算不上积极，但也都服从命令，从未与人起冲突；平日里寡言少语，在一众情况复杂的犯人中没什么存在感。
只要再安分几个月，陈渊就能度过死缓考验期，减为无期徒刑。
可是变故发生了。
前段时间，陈渊忽然暴起攻击他的舍友，单方面的施暴，拳拳都往致命处去，十几秒就把人打得重伤不治。值班民警都未及反应。
一年来的乖巧表现，让人差点忘了陈渊是个杀人分尸的恶魔，只因辩护人讨巧才能获得缓期两年的恩典。
如今陈渊还是迎来了他应有的结局。死缓考验期故意犯罪，情节恶劣，自然不必再缓，死刑成了板上钉钉的事。
判决书下来后，我们提前一天通知了犯人。陈渊得知自己人生的最后 24 小时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明天，他可以和亲属会面，洗个痛快澡，吃一顿好饭，接受心理疏导，然后验明正身，交付执行。
陈渊露出一个奇怪的表情，没有说话。
我问: 你有什么疑问吗?
没有。
2
第二天，陈渊被押赴死刑监狱，我作为心理辅导老师也需陪同前往。
临刑前可以安排家属见面，但陈渊是孤儿，没有家属。此前从未有人探望，此刻也无人与他告别。
陈渊唯一联系过的只有一个男性朋友，名叫贺文希。他们每隔两个月通一次信。
服刑人员的信件必须经过审阅，确认内容正常才能传达。陈渊写信就是问候对方及家人近况如何，对方再详细作答。信的内容没什么问题，但字里行间隐隐有些古怪。
收发室的同事几经斟酌，发现了其中微妙的亲密感，似乎不像普通朋友。他们由此得出了惊世骇俗的结论。
可这个亲密的朋友贺文希，也从未在探视室出现过。
上一封回信比较特殊，是贺文希的妻子写来的。她发现了端倪，来信质问陈渊是谁。
这才知道，贺文希不久前结婚了。我们推测这就是陈渊忽然发疯的原因。
现在陈渊坠坠地戴着手铐脚镣，靠口述给贺文希写了最后一封信，依然是普通的问候，多添了一句不必回信。
距离行刑还有两个小时，我去给陈渊做心理疏导。
陈渊的长相算得上文质彬彬，像个读书人，但脸上的刀疤和烧伤痕迹平添了几分阴狠。
他端坐在监舍中央，看起来异常冷静。
再硬气的犯人到了这个环节，往往都会追悔痛哭，而陈渊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他根本不会死。
我说: 陈渊，还剩两个小时了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还有什么想说的吗?
陈渊说: 我都要死了，还关心我的心理健康啊。多此一举了。
这是必要的人道主义关怀。但我感觉他确实不需要。
陆医生，听说你是犯罪心理学的高材生，结果现在就干这个，是不是有点屈才了?
我一时无言以对。
陈渊继续说: 我也学过心理学，真正的心理学可不会像这样没用。
我接过话茬: 那么你学的心理学，用处在哪里?
想知道吗?他顿了顿，意味深长地说，马上我就要被枪毙了，一切都将尘埃落定，这样的结局可真没意思。但我还想再挣扎一下——怎样才能扭转这种无聊的结局呢?
难道你还想翻案不成?
不如给你讲个故事吧，陆医生?
我点点头，这是你的权利，我洗耳恭听。不过时间不多了。
3
陈渊的讲述（1）——
外面就是西山刑场，我对这地方很熟悉，因为原先我家就在这附近。现在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，似乎也算是一种视死如归。
1995 年，我 15 岁，念初二。母亲带我搬到这里，西山县第二机械厂单位宿舍。现在那一片已经废弃了。
我们那栋宿舍楼在最后一排，紧挨着西山刑场，之间拦了一道铁丝网，种了一排雪松。
但是从房间窗户往外看，还是能从树丛掩映间窥得刑场景象。
每天早上六点，我起床后都会拿望远镜观摩枪决现场。
一大早，太阳还在山坡那一头，整个刑场还笼罩在幽蓝晨光中，死刑犯就被押赴刑场了。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只要站在那片土地上，无一例外都是耷拉着肩膀，一脸灰败死气，好像神魂已经脱离。
等到枪上膛的那一刻，他们才忽然清醒过来，有的拼命求饶，有的痛哭流涕，有的挣扎着想跑，被吓到大小便失禁的也不少见，但最后总会被乖乖制伏。
然后他们跪在地上，在法警的示意下张大嘴巴，迎接身后的审判。枪声一响，被惊起的鸟都寥寥无几，山野重归平静。
等待行刑的过程是煎熬的，真正到了点，也就是一瞬间的事。
可是死了就是真的死了，趴在地上动也不动。之前不管他们是哭是笑，是跑是闹，最后都是这样一动不动趴在地上，变成一具尸体。
他们的神情都平静安详。因为张大了嘴巴，子弹从脑后穿进，从嘴里穿出，面容就不会受到太大破坏，以便料理后事。
那年我十五岁，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看一眼刑场，既害怕，又想看，看完浑身发抖，起鸡皮疙瘩，头脑里嗡嗡作响，好像那一枪是打进我脑袋里的。
我几乎每天都要挨这么一枪，然后去上学。
陆医生，这样的经历是不是还挺特别的?
4
听完陈渊的讲述，我说: 确实特别，你所说的西山第二机械厂也在附近，已经废弃多年了。但我不能确定这就是你的真实经历，故事本身也有些奇怪。
他问: 哪里奇怪?
你一开始说，是你母亲带你搬到这里的，所以你母亲是在西山第二机械厂工作，对吗?我不相信有哪个母亲会放任自己的孩子直面死刑现场，难道她对此一无所知?
不，她知道。
5
陈渊的讲述（2）——
我每天都会窥视刑场。这事母亲知道，这正是她的目的。
实际上，不是因为母亲找了机械厂的工作，我们才不得不搬到这地方。因果关系错了。
母亲是因为知道这里有刑场，想搬过来，才选择来这里工作的。
机械厂宿舍，已经是我们第三个家了。
我幼年时聪明乖巧，人见人爱，是父母的骄傲。
可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，我的性格逐渐变得阴暗起来。
我开始经常欺负同学。最开始还只是将同学锁在废弃的储物间里，旁观所有人着急找寻；到了五年级，就直接把人打得脑震荡进医院了。
父母无数次道歉赔罪，赔了很多钱。家长老师轮番教育，但我就是改不了。
母亲哭了一夜又一夜，说你以前多乖啊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是爸爸妈妈做错什么了吗?
父亲每次被老师找，回来都会拿皮带狠狠抽我，再让我罚站一整夜。最后一次他抽得尤其凶狠，抽得我蜷缩在地上动弹不得。
但是某一刻对上我的眼神，他就停手了。他忽然觉得害怕，说迟早有一天，我会杀了他。
不久后，父亲离开了，再也没回来。
五年级时，我被学校劝退。因为臭名远扬，附近也没有别的学校敢收。
母亲没办法，只好带我搬离那个地区。
母亲知道孟母三迁的道理，带我搬到城里一所大学附近，指望我受到文明的熏陶。
到了新学校，老师们都喜欢我，因为我学习成绩很好，彬彬有礼又听话。母亲也以为我终于变好了，松了一口气。
但这都是我善于伪装的结果。
好了没两年，上了初一，我就伙同人贩子差点把隔壁女大学生拐卖了。
女大学生的男友不肯罢休，跑到我的学校闹。老师喊我去对质，我口袋里藏了把匕首去，差点酿成大祸。
母亲跪在校长办公室里，祈求校长网开一面。
校长态度坚决，他说我无底线无家教，这种品行恶劣的小孩迟早会犯事，学校承担不起后果，叫母亲好自为之。
然后我就又被劝退了。
母亲生了一场大病，病愈后仿佛清醒很多。
她带着我再次搬家，搬到这里。
西山第二机械厂最西边的宿舍楼，因为紧挨着西山刑场，其他工人家庭都避之不及。
谁不幸拥有这样一套观景房，都会用木板把那边的窗户封起来，永久关闭，以免不小心看到不该看的。
母亲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，但她用的是报纸，既封了窗户又不影响采光。
而报纸糊的窗户，还是可以打开的。
她甚至在我房间的窗外做了个花架子，搬了只红陶盆上去，养了盆兰花。她每天早上都去浇水或者修剪，低着头垂着眼，不敢往远处看。
但却为了通风把窗虚掩着，以便我起床就能直接观摩死刑现场。
我明白母亲的用心。她知道正向感化行不通，就选择了反向教化，让我看看坏人是怎么被枪毙的，希望我能感同身受、有所畏惧，以此来约束自己，成为一个好人。
最开始，我是真的被枪决死刑震慑住了，我又变成了一个好好学习的乖孩子。
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内心很痛苦，我强忍着行恶的欲望，甚至痛苦得开始自残。
我的手臂上、腿上都是自残的伤痕，我的精神也摇摇欲坠。
要想克制自己不去犯罪，也不是件易事啊。
陆医生，你看。
6
陈渊戴着手铐，不方便卷袖子，于是他低头咬着袖子往上拉，给我看他手臂上的旧伤疤。
看来你那时候确实很痛苦。我总结道，母亲为了教化反社会的儿子，迁到刑场附近，这也算是万般无奈下的办法了，孟母看了都得佩服。
陈渊说: 可这样反倒让我更加压抑。以这种方式强行矫正，难道不会让人的心理更加扭曲吗?
你说得对。我迟疑道，不过，还是不要把问题往精神疾病这方面引了。你没有这些问题，你也已经得到最公正的判决了。要是指望靠这个翻案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陈渊说: 我只是客观地陈述一些事实。
我摇摇头，话又说回来，究竟是不是事实，我也无法印证。我只知道你的犯罪事实是清楚的。最后的时间，好好想想你都做了些什么。
周鸿兴一家原本很幸福，你因为跟周鸿兴发生几句口角，就怀恨在心下了杀手，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蒙上阴影；入狱后不思进取，又犯重大错误，还是因为一点口角，打死了你的舍友马鸣。——没有什么能成为你犯罪的理由，让你轻描淡写背上两条人命。
陈渊说: 只是发生一点口角，我就杀了两个人，我的情绪管理能力可够差的。陆医生，是吗?
我一时语塞。
作为心理辅导老师，监狱内大多数犯人的心理状态，我都是清楚的。
有些犯人情绪波动大、自控能力差，经常需要我疏导。这些犯人往往都是我的重点关注对象。
而之前也说过，陈渊不是我的重点关注对象。因为他入狱以来表现都还好，情绪很稳定，不用我操心。在此之前我都没和他说过几句话，对他的了解也很少。
被打死的犯人马鸣，因猥亵杀害幼童入狱，渣滓中的渣滓，是狱中被唾弃欺凌的对象，到哪里都被针对。正是因为陈渊性格相对沉静，不多事，才会安排两人一间，也相安无事了好一阵子。
这样想来，陈渊确实不像是因为几句口角就冲动杀人的人。但是事实已成定局。
我说: 你那些杀人动机，可是你亲口供述的。
是吗。陈渊神色平静，故事还没讲完呢。
马上就要行刑了，难道他还想推翻之前的供述?
我看了看时间。
还有一个半小时。你继续说。
7
陈渊的讲述（3）——
为了让我变成正常人，母亲带我搬到刑场附近，进行反向教化。
但枪决现场看多了，我也习惯了，永远都是寥寥几种临刑反应，永远都是千篇一律地死去。我渐渐觉得，死刑也就那么回事。
反向教化不仅没让我成为好人，反而让我更坦然地面对一个坏人的结局。
母亲对此浑然不知，她仍然每天低着头为我打开那扇窗。
当然，母亲也没有放弃正向的渠道。
有个姓杨的医生，在镇上开了家诊所，同时兼职心理咨询师。那年头没什么人去心理咨询，他大多数时候都是看看感冒发烧的小病。
而我成了他的常客，在他那里接受心理治疗。
母亲为了掩人耳目让我去治病，还和杨医生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光棍谈恋爱，美其名曰让杨医生帮着带孩子。
镇上的人都在背后笑她，说她儿子都这么大了，还想男人呢。
恋爱照谈，治疗费也没少给。心理治疗的价格很贵，药更贵。因为杨医生没有开精神类药物的资格，他是从非法渠道弄来药开给我的。
并不是不能去正规医院治病开药，而是母亲不愿意。
将这一切藏着掖着，只是因为母亲不希望我留下精神诊疗的记录，她希望我能悄无声息地治好，不要影响未来生活。
她非常信任杨医生的水平，也始终笃定我还有未来。
正是因为母亲的原因，我才没留下任何精神诊疗的记录。
杨医生认为，我是因为童年创伤而激发出了反社会人格，他说可以通过催眠找到我的心理阴影，挖掘我的隐痛，重塑我的潜意识，以达到治疗目的。
听起来神乎其神，但一次也没成功过。
因为成功的催眠有个重要前提，就是信任。我无法信任杨医生，所以他什么也挖掘不到。
治不了本就只能治标。杨医生给我开了一种叫做氯丙嗪的药，可以帮助人情绪稳定，抑制犯罪冲动。
但这种药的副作用很大，容易让人变得呆滞、嗜睡，还会产生认知障碍。他开药给我照开，但我一次也没吃。结果就是既没能治本也没能治标。
这对杨医生来说没有坏处，治不好就得一直治，我就一直是他的病人。到最后，我去诊所就是吃吃零食看看书，真的应证了带孩子的托辞。
我和杨医生两人联合起来糊弄母亲，只有母亲蒙在鼓里。
母亲为了负担我高昂的治疗费用，不光在机械厂上班，空余时间还去打几份零工。那时她还没到四十岁，面容仍是年轻的，头发却白了一半了。
有时午夜梦回，我听见母亲的哭泣与叹息；有时又看她满怀希望，忙忙碌碌，一刻不停。
我父亲一眼看穿我的本质，当机立断选择离开；但母亲执迷不悟，不肯放弃。
很多女人就是这么柔弱，明明也能自食其力，但内心依然渴望有所依靠。
她就剩一个儿子了，她在我身上看见了虚妄的未来，因而把全部希望托付在我身上。她指望我能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，读书工作、结婚生子，指望以后能依靠我。
她没做错什么，她只是个正常的母亲。
但我不是正常的孩子。
我无法回应母亲的期待，我在她身边感觉到压抑和痛苦。
读书工作、结婚生子，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；我唯一渴望的只有犯罪，那是我必然要走的路。
你可能奇怪，为什么我对未来的犯罪道路如此笃定。
因为这是我尝试过自救后的结果。
在诊所的光阴其实不算虚度，我遍阅杨医生的心理学藏书，才发现得救之道，就在其中。
童年的创伤经历会产生蝴蝶效应，对人的一生都产生重要影响。这就是童年阴影的可怕之处。
我从一个好孩子突变成坏孩子，其实是有迹可循的。
之前我刻意回避那段经历，以至于痛苦了许多年。
自学心理学后，我逐渐明白了，如果童年阴影造成的心结不打开，我就会一直痛苦下去，永远无法解脱。
小学二年级，我将同学锁在废弃的储物间里，旁观所有人着急找寻。但我和那个同学没有过结，伤害我的是他的父亲。
他的父亲叫周鸿兴。
周鸿兴对我——一个七岁的男孩——实施了性侵。
那时年纪小，很多东西不明白，但是亲眼看见一个和善的大人忽然变得面目狰狞是真实的，亲身感受到的恐惧与疼痛也是真实的。
事后我很害怕，把这事告诉父亲，希望他能帮我讨回公道。但父亲瞻前顾后，最后只叫我别再去同学家。
父亲尚且不敢对抗，我就更不敢了。我又难以排解痛苦，就只好报复周鸿兴的儿子。
普通的报复让人不痛不痒。我仅仅只是把他儿子关在储物间里，他就又性侵了我一次，警告我不准再动他儿子。
一直以来，周鸿兴都是个温厚和善的好人，他对谁都好，对谁都是一副笑面孔。
他第一次见我就笑着说: 这孩子长得真讨人喜欢。给我买了很多好吃的。
却偏偏到最后，把最可怕的嘴脸都给了我。
没人会相信一个孩子对一个好人的指控，我父亲都不相信。
后来，我没再跟人提这件事，但我逐渐变得敏感阴郁，睚眦必报。
往往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，我便立刻展开猛烈报复。每一次报复都像是弥补第一次无法报复的遗憾。
可是都如同隔靴搔痒，始终难解心头之恨。
我逐渐意识到，周鸿兴才是我的心结所在。没有人能救我，除了我自己。
我必须杀了他。
从十年前开始，我就计划着要杀周鸿兴。曾经我年纪小，面对他的侵犯没有任何反抗之力。现在我长大了，他老了，我弄死他就像捏死一只苍蝇。
你说我让周鸿兴幸福的一家蒙上阴影，你怎么不说他毁了我一辈子呢?
杀了他，我才能得到解脱。
这就是我杀周鸿兴的真正原因。
死刑犯说: 马上我就要被枪毙了，一切都将尘埃落定，这样的结局可真没意思。但我还想再挣扎一下——怎样才能扭转这种无聊的结局呢?
不如给你讲个故事吧，陆医生?
他意味不明的笑容令我不寒而栗。最后两小时，难道他还想翻案不成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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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 年大学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西南山区一所男子监狱的教改科，成为了一名心理辅导老师。日常工作就是给服刑人员进行心理教育，帮助他们矫治不良心理，以便更好地参与改造。
有一个叫陈渊的犯人，原本不是我的重点关注对象。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，已经服刑一年多了；表现中规中矩，算不上积极，但也都服从命令，从未与人起冲突；平日里寡言少语，在一众情况复杂的犯人中没什么存在感。
只要再安分几个月，陈渊就能度过死缓考验期，减为无期徒刑。
可是变故发生了。
前段时间，陈渊忽然暴起攻击他的舍友，单方面的施暴，拳拳都往致命处去，十几秒就把人打得重伤不治。值班民警都未及反应。
一年来的乖巧表现，让人差点忘了陈渊是个杀人分尸的恶魔，只因辩护人讨巧才能获得缓期两年的恩典。
如今陈渊还是迎来了他应有的结局。死缓考验期故意犯罪，情节恶劣，自然不必再缓，死刑成了板上钉钉的事。
判决书下来后，我们提前一天通知了犯人。陈渊得知自己人生的最后 24 小时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明天，他可以和亲属会面，洗个痛快澡，吃一顿好饭，接受心理疏导，然后验明正身，交付执行。
陈渊露出一个奇怪的表情，没有说话。
我问: 你有什么疑问吗?
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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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陈渊被押赴死刑监狱，我作为心理辅导老师也需陪同前往。
临刑前可以安排家属见面，但陈渊是孤儿，没有家属。此前从未有人探望，此刻也无人与他告别。
陈渊唯一联系过的只有一个男性朋友，名叫贺文希。他们每隔两个月通一次信。
服刑人员的信件必须经过审阅，确认内容正常才能传达。陈渊写信就是问候对方及家人近况如何，对方再详细作答。信的内容没什么问题，但字里行间隐隐有些古怪。
收发室的同事几经斟酌，发现了其中微妙的亲密感，似乎不像普通朋友。他们由此得出了惊世骇俗的结论。
可这个亲密的朋友贺文希，也从未在探视室出现过。
上一封回信比较特殊，是贺文希的妻子写来的。她发现了端倪，来信质问陈渊是谁。
这才知道，贺文希不久前结婚了。我们推测这就是陈渊忽然发疯的原因。
现在陈渊坠坠地戴着手铐脚镣，靠口述给贺文希写了最后一封信，依然是普通的问候，多添了一句不必回信。
距离行刑还有两个小时，我去给陈渊做心理疏导。
陈渊的长相算得上文质彬彬，像个读书人，但脸上的刀疤和烧伤痕迹平添了几分阴狠。
他端坐在监舍中央，看起来异常冷静。
再硬气的犯人到了这个环节，往往都会追悔痛哭，而陈渊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他根本不会死。
我说: 陈渊，还剩两个小时了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还有什么想说的吗?
陈渊说: 我都要死了，还关心我的心理健康啊。多此一举了。
这是必要的人道主义关怀。但我感觉他确实不需要。
陆医生，听说你是犯罪心理学的高材生，结果现在就干这个，是不是有点屈才了?
我一时无言以对。
陈渊继续说: 我也学过心理学，真正的心理学可不会像这样没用。
我接过话茬: 那么你学的心理学，用处在哪里?
想知道吗?他顿了顿，意味深长地说，马上我就要被枪毙了，一切都将尘埃落定，这样的结局可真没意思。但我还想再挣扎一下——怎样才能扭转这种无聊的结局呢?
难道你还想翻案不成?
不如给你讲个故事吧，陆医生?
我点点头，这是你的权利，我洗耳恭听。不过时间不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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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渊的讲述（1）——
外面就是西山刑场，我对这地方很熟悉，因为原先我家就在这附近。现在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，似乎也算是一种视死如归。
1995 年，我 15 岁，念初二。母亲带我搬到这里，西山县第二机械厂单位宿舍。现在那一片已经废弃了。
我们那栋宿舍楼在最后一排，紧挨着西山刑场，之间拦了一道铁丝网，种了一排雪松。
但是从房间窗户往外看，还是能从树丛掩映间窥得刑场景象。
每天早上六点，我起床后都会拿望远镜观摩枪决现场。
一大早，太阳还在山坡那一头，整个刑场还笼罩在幽蓝晨光中，死刑犯就被押赴刑场了。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只要站在那片土地上，无一例外都是耷拉着肩膀，一脸灰败死气，好像神魂已经脱离。
等到枪上膛的那一刻，他们才忽然清醒过来，有的拼命求饶，有的痛哭流涕，有的挣扎着想跑，被吓到大小便失禁的也不少见，但最后总会被乖乖制伏。
然后他们跪在地上，在法警的示意下张大嘴巴，迎接身后的审判。枪声一响，被惊起的鸟都寥寥无几，山野重归平静。
等待行刑的过程是煎熬的，真正到了点，也就是一瞬间的事。
可是死了就是真的死了，趴在地上动也不动。之前不管他们是哭是笑，是跑是闹，最后都是这样一动不动趴在地上，变成一具尸体。
他们的神情都平静安详。因为张大了嘴巴，子弹从脑后穿进，从嘴里穿出，面容就不会受到太大破坏，以便料理后事。
那年我十五岁，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看一眼刑场，既害怕，又想看，看完浑身发抖，起鸡皮疙瘩，头脑里嗡嗡作响，好像那一枪是打进我脑袋里的。
我几乎每天都要挨这么一枪，然后去上学。
陆医生，这样的经历是不是还挺特别的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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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完陈渊的讲述，我说: 确实特别，你所说的西山第二机械厂也在附近，已经废弃多年了。但我不能确定这就是你的真实经历，故事本身也有些奇怪。
他问: 哪里奇怪?
你一开始说，是你母亲带你搬到这里的，所以你母亲是在西山第二机械厂工作，对吗?我不相信有哪个母亲会放任自己的孩子直面死刑现场，难道她对此一无所知?
不，她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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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渊的讲述（2）——
我每天都会窥视刑场。这事母亲知道，这正是她的目的。
实际上，不是因为母亲找了机械厂的工作，我们才不得不搬到这地方。因果关系错了。
母亲是因为知道这里有刑场，想搬过来，才选择来这里工作的。
机械厂宿舍，已经是我们第三个家了。
我幼年时聪明乖巧，人见人爱，是父母的骄傲。
可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，我的性格逐渐变得阴暗起来。
我开始经常欺负同学。最开始还只是将同学锁在废弃的储物间里，旁观所有人着急找寻；到了五年级，就直接把人打得脑震荡进医院了。
父母无数次道歉赔罪，赔了很多钱。家长老师轮番教育，但我就是改不了。
母亲哭了一夜又一夜，说你以前多乖啊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是爸爸妈妈做错什么了吗?
父亲每次被老师找，回来都会拿皮带狠狠抽我，再让我罚站一整夜。最后一次他抽得尤其凶狠，抽得我蜷缩在地上动弹不得。
但是某一刻对上我的眼神，他就停手了。他忽然觉得害怕，说迟早有一天，我会杀了他。
不久后，父亲离开了，再也没回来。
五年级时，我被学校劝退。因为臭名远扬，附近也没有别的学校敢收。
母亲没办法，只好带我搬离那个地区。
母亲知道孟母三迁的道理，带我搬到城里一所大学附近，指望我受到文明的熏陶。
到了新学校，老师们都喜欢我，因为我学习成绩很好，彬彬有礼又听话。母亲也以为我终于变好了，松了一口气。
但这都是我善于伪装的结果。
好了没两年，上了初一，我就伙同人贩子差点把隔壁女大学生拐卖了。
女大学生的男友不肯罢休，跑到我的学校闹。老师喊我去对质，我口袋里藏了把匕首去，差点酿成大祸。
母亲跪在校长办公室里，祈求校长网开一面。
校长态度坚决，他说我无底线无家教，这种品行恶劣的小孩迟早会犯事，学校承担不起后果，叫母亲好自为之。
然后我就又被劝退了。
母亲生了一场大病，病愈后仿佛清醒很多。
她带着我再次搬家，搬到这里。
西山第二机械厂最西边的宿舍楼，因为紧挨着西山刑场，其他工人家庭都避之不及。
谁不幸拥有这样一套观景房，都会用木板把那边的窗户封起来，永久关闭，以免不小心看到不该看的。
母亲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，但她用的是报纸，既封了窗户又不影响采光。
而报纸糊的窗户，还是可以打开的。
她甚至在我房间的窗外做了个花架子，搬了只红陶盆上去，养了盆兰花。她每天早上都去浇水或者修剪，低着头垂着眼，不敢往远处看。
但却为了通风把窗虚掩着，以便我起床就能直接观摩死刑现场。
我明白母亲的用心。她知道正向感化行不通，就选择了反向教化，让我看看坏人是怎么被枪毙的，希望我能感同身受、有所畏惧，以此来约束自己，成为一个好人。
最开始，我是真的被枪决死刑震慑住了，我又变成了一个好好学习的乖孩子。
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内心很痛苦，我强忍着行恶的欲望，甚至痛苦得开始自残。
我的手臂上、腿上都是自残的伤痕，我的精神也摇摇欲坠。
要想克制自己不去犯罪，也不是件易事啊。
陆医生，你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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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渊戴着手铐，不方便卷袖子，于是他低头咬着袖子往上拉，给我看他手臂上的旧伤疤。
看来你那时候确实很痛苦。我总结道，母亲为了教化反社会的儿子，迁到刑场附近，这也算是万般无奈下的办法了，孟母看了都得佩服。
陈渊说: 可这样反倒让我更加压抑。以这种方式强行矫正，难道不会让人的心理更加扭曲吗?
你说得对。我迟疑道，不过，还是不要把问题往精神疾病这方面引了。你没有这些问题，你也已经得到最公正的判决了。要是指望靠这个翻案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陈渊说: 我只是客观地陈述一些事实。
我摇摇头，话又说回来，究竟是不是事实，我也无法印证。我只知道你的犯罪事实是清楚的。最后的时间，好好想想你都做了些什么。
周鸿兴一家原本很幸福，你因为跟周鸿兴发生几句口角，就怀恨在心下了杀手，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蒙上阴影；入狱后不思进取，又犯重大错误，还是因为一点口角，打死了你的舍友马鸣。——没有什么能成为你犯罪的理由，让你轻描淡写背上两条人命。
陈渊说: 只是发生一点口角，我就杀了两个人，我的情绪管理能力可够差的。陆医生，是吗?
我一时语塞。
作为心理辅导老师，监狱内大多数犯人的心理状态，我都是清楚的。
有些犯人情绪波动大、自控能力差，经常需要我疏导。这些犯人往往都是我的重点关注对象。
而之前也说过，陈渊不是我的重点关注对象。因为他入狱以来表现都还好，情绪很稳定，不用我操心。在此之前我都没和他说过几句话，对他的了解也很少。
被打死的犯人马鸣，因猥亵杀害幼童入狱，渣滓中的渣滓，是狱中被唾弃欺凌的对象，到哪里都被针对。正是因为陈渊性格相对沉静，不多事，才会安排两人一间，也相安无事了好一阵子。
这样想来，陈渊确实不像是因为几句口角就冲动杀人的人。但是事实已成定局。
我说: 你那些杀人动机，可是你亲口供述的。
是吗。陈渊神色平静，故事还没讲完呢。
马上就要行刑了，难道他还想推翻之前的供述?
我看了看时间。
还有一个半小时。你继续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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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渊的讲述（3）——
为了让我变成正常人，母亲带我搬到刑场附近，进行反向教化。
但枪决现场看多了，我也习惯了，永远都是寥寥几种临刑反应，永远都是千篇一律地死去。我渐渐觉得，死刑也就那么回事。
反向教化不仅没让我成为好人，反而让我更坦然地面对一个坏人的结局。
母亲对此浑然不知，她仍然每天低着头为我打开那扇窗。
当然，母亲也没有放弃正向的渠道。
有个姓杨的医生，在镇上开了家诊所，同时兼职心理咨询师。那年头没什么人去心理咨询，他大多数时候都是看看感冒发烧的小病。
而我成了他的常客，在他那里接受心理治疗。
母亲为了掩人耳目让我去治病，还和杨医生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光棍谈恋爱，美其名曰让杨医生帮着带孩子。
镇上的人都在背后笑她，说她儿子都这么大了，还想男人呢。
恋爱照谈，治疗费也没少给。心理治疗的价格很贵，药更贵。因为杨医生没有开精神类药物的资格，他是从非法渠道弄来药开给我的。
并不是不能去正规医院治病开药，而是母亲不愿意。
将这一切藏着掖着，只是因为母亲不希望我留下精神诊疗的记录，她希望我能悄无声息地治好，不要影响未来生活。
她非常信任杨医生的水平，也始终笃定我还有未来。
正是因为母亲的原因，我才没留下任何精神诊疗的记录。
杨医生认为，我是因为童年创伤而激发出了反社会人格，他说可以通过催眠找到我的心理阴影，挖掘我的隐痛，重塑我的潜意识，以达到治疗目的。
听起来神乎其神，但一次也没成功过。
因为成功的催眠有个重要前提，就是信任。我无法信任杨医生，所以他什么也挖掘不到。
治不了本就只能治标。杨医生给我开了一种叫做氯丙嗪的药，可以帮助人情绪稳定，抑制犯罪冲动。
但这种药的副作用很大，容易让人变得呆滞、嗜睡，还会产生认知障碍。他开药给我照开，但我一次也没吃。结果就是既没能治本也没能治标。
这对杨医生来说没有坏处，治不好就得一直治，我就一直是他的病人。到最后，我去诊所就是吃吃零食看看书，真的应证了带孩子的托辞。
我和杨医生两人联合起来糊弄母亲，只有母亲蒙在鼓里。
母亲为了负担我高昂的治疗费用，不光在机械厂上班，空余时间还去打几份零工。那时她还没到四十岁，面容仍是年轻的，头发却白了一半了。
有时午夜梦回，我听见母亲的哭泣与叹息；有时又看她满怀希望，忙忙碌碌，一刻不停。
我父亲一眼看穿我的本质，当机立断选择离开；但母亲执迷不悟，不肯放弃。
很多女人就是这么柔弱，明明也能自食其力，但内心依然渴望有所依靠。
她就剩一个儿子了，她在我身上看见了虚妄的未来，因而把全部希望托付在我身上。她指望我能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，读书工作、结婚生子，指望以后能依靠我。
她没做错什么，她只是个正常的母亲。
但我不是正常的孩子。
我无法回应母亲的期待，我在她身边感觉到压抑和痛苦。
读书工作、结婚生子，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；我唯一渴望的只有犯罪，那是我必然要走的路。
你可能奇怪，为什么我对未来的犯罪道路如此笃定。
因为这是我尝试过自救后的结果。
在诊所的光阴其实不算虚度，我遍阅杨医生的心理学藏书，才发现得救之道，就在其中。
童年的创伤经历会产生蝴蝶效应，对人的一生都产生重要影响。这就是童年阴影的可怕之处。
我从一个好孩子突变成坏孩子，其实是有迹可循的。
之前我刻意回避那段经历，以至于痛苦了许多年。
自学心理学后，我逐渐明白了，如果童年阴影造成的心结不打开，我就会一直痛苦下去，永远无法解脱。
小学二年级，我将同学锁在废弃的储物间里，旁观所有人着急找寻。但我和那个同学没有过结，伤害我的是他的父亲。
他的父亲叫周鸿兴。
周鸿兴对我——一个七岁的男孩——实施了性侵。
那时年纪小，很多东西不明白，但是亲眼看见一个和善的大人忽然变得面目狰狞是真实的，亲身感受到的恐惧与疼痛也是真实的。
事后我很害怕，把这事告诉父亲，希望他能帮我讨回公道。但父亲瞻前顾后，最后只叫我别再去同学家。
父亲尚且不敢对抗，我就更不敢了。我又难以排解痛苦，就只好报复周鸿兴的儿子。
普通的报复让人不痛不痒。我仅仅只是把他儿子关在储物间里，他就又性侵了我一次，警告我不准再动他儿子。
一直以来，周鸿兴都是个温厚和善的好人，他对谁都好，对谁都是一副笑面孔。
他第一次见我就笑着说: 这孩子长得真讨人喜欢。给我买了很多好吃的。
却偏偏到最后，把最可怕的嘴脸都给了我。
没人会相信一个孩子对一个好人的指控，我父亲都不相信。
后来，我没再跟人提这件事，但我逐渐变得敏感阴郁，睚眦必报。
往往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，我便立刻展开猛烈报复。每一次报复都像是弥补第一次无法报复的遗憾。
可是都如同隔靴搔痒，始终难解心头之恨。
我逐渐意识到，周鸿兴才是我的心结所在。没有人能救我，除了我自己。
我必须杀了他。
从十年前开始，我就计划着要杀周鸿兴。曾经我年纪小，面对他的侵犯没有任何反抗之力。现在我长大了，他老了，我弄死他就像捏死一只苍蝇。
你说我让周鸿兴幸福的一家蒙上阴影，你怎么不说他毁了我一辈子呢?
杀了他，我才能得到解脱。
这就是我杀周鸿兴的真正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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